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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广东经济形态转型了,社会组织也要跟上

时间:2012-4-16 9:42:53 点击:

       改革开放以来,广东经济一直处于发展“快车道”,GDP总量连续20多年保持全国“冠军”位置即是例证。然而,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眼里,夺“冠”固然可喜,前途更具挑战。

      郑永年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,从廉价劳动力与土地的掣肘,到经济结构调整,从政府职能转变,到社会管理创新,广东都面临“可持续性发展”的努力探索,广东的改革经验也将为中国总体改革提供新的借鉴与启迪。

      谈转型升级  指向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”

      近几年,广东相继提出“腾笼换鸟”、“双转移”、“转型升级”等发展理念,其实这些理念都是同一个主题——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”。亚洲“四小龙”由于土地有限,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品,改为从事高附加值的产业。但广东地区那么大,不应轻言放弃某一种产业,其中大部分可以就地升级

      南方日报:近几年,广东相继提出“腾笼换鸟”、“双转移”、“转型升级”等发展理念,您如何理解这些理念?在广东转型升级之路上存在哪些制约因素?

      郑永年:在过去30多年里,珠三角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,但大多是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产业,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。近几年,广东相继提出“腾笼换鸟”、“双转移”、“转型升级”等发展理念,其实这些理念都是同一个主题——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”。

      以前,广东产业走的是劳动密集型道路,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,成为世界加工厂基地,经济方面也主要以出口导向型为主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来,这一发展模式就变得不可持续,面临不得不转型的压力。

     在产业发展道路上,对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地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广东转型升级的障碍。如果投资者还可以依靠压低劳动工资获得利润,他们就没有创新技术和提高管理的意愿。

     南方日报:亚洲“四小龙”的经济蜕变为时不长,它们转型升级的经验对广东有何启迪意义?

     郑永年:目前,由于国内劳动力与资源成本价格的上涨,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附加值低的产业转向越南、印度、柬埔寨等国生产,这意味着在中国能生产的东西,在其它国家也能生产,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。

     由于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,中国屡屡与欧美等国家发生国际贸易纠纷,发生纠纷的原因其实与产品的低附加值是有关系的。同样的生产服装,为什么没有国家和意大利的服装打国际官司?其它产品的纠纷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    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,亚洲“四小龙”的发展模式可供借鉴。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,新加坡经历三次产业转型,就从第三层级世界走到了第一层级世界。当然,亚洲“四小龙”由于土地有限,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品,改为从事高附加值的产业。但广东地区那么大,不应轻言放弃某一种产业,其中大部分可以就地升级。

    谈结构调整   要加强扶持中小企

    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。广东的强势在于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,因此要加强政策扶持的力度

     南方日报:“十二五”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,应如何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?

     郑永年:在蓬勃发展的经济中,民营、中小型企业是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。然而,由于经济政策导向性的原因,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。但广东的强势就在于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,因此要加强政策扶持的力度,来活跃经济。

     经济结构调整注定要改革国有企业。如何改革?由于像交通、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国企出力,因此全盘私有化并不可取,如美国在经济领域完全私有化后还是碰到一些问题。

     事实上,应该对国企实施“鸟笼经济”,也就是把国企赶到“鸟笼”里面去,对其有一定的限制性发展,然后将可以让民营企业做的让给民企做,再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,在对国企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分红让利。其实,新加坡也有国有企业,但它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。

     谈幸福广东  要考虑政府社会一起来做

    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,缩小贫富差距,需要政府“有形之手”的介入,平衡“先富”与“后富”之间的关系

     南方日报: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,如何兼顾民生工程、“幸福广东”理念的实施?

     郑永年:在市场经济方面,要继续深化“经济领域的市场化”,尤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。只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,才能继续做大蛋糕。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,没有物质基础,贫穷社会主义下的老百姓也不会感到幸福。

    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?这需要政府“有形之手”的介入,平衡“先富”与“后富”之间的关系,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,为底层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等,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。

     广东提出“幸福广东”的理念,需要将一件件实事细化,比如民生工程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这些都可以考虑政府与社会共同一起来做。政府切不可大包大揽,民生工程单靠任何一方之力都不能做好。毕竟,与经济一样,幸福也同样面临怎么“可持续”的问题。经济改革、社会改革二者之间一定要明确区分,同时两个领域的改革要齐头并进。

    谈社会管理  社会组织要跟上转型步伐

    在社会管理领域,政府和社会需要认清自己的“边界”:属于政府管理的,政府应责无旁贷地管起来。在社会也可以管好的领域,政府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。同时,经济形态转型升级了,社会组织也要跟上

    南方日报:目前社会管理创新备受关注。在社会管理中,政府和社会将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?

    郑永年:有些人仅仅认为社会管理就是政府管理社会,这是一种表面的认识。事实上,政府管理社会只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,社会管理主要内容是社会的自我管理。要让社会学会自我管理,就要求政府向社会分权。

     在社会管理领域,政府和社会需要认清自己的“边界”。属于政府管理的,政府应责无旁贷地管起来。在社会也可以管好的领域,政府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。比如,政府可以向社会收购服务,二者结成“伙伴关系”,类似于顺德提出的政府与社会的“协调共治”。

     南方日报:在社会改革中,社会组织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?

     郑永年:社会改革需要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的参与。有一些社会组织需要培育,比如慈善协会等,有一些社会组织是在现有组织的基础上重新定位,比如工会、妇联等,它们都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 经济形态转型升级了,社会组织也要跟上。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例,由于物价上涨,越来越多的工人希望能够加薪,此时,工会如何加强引导,在劳方、资方、政府三者之间协调,利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工人争取利益就显得至为关键,这完全可以将很多矛盾提前解决。

     广东大力倡导建设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格局,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,这一政策目标尽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来,但由于当时“大社会”毫无条件,发展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。如今,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培育了社会力量的成长。

作者:彭国华 来源:南方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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